“我怀疑他们是发神经了才找她作证。”
　　“神经？”莫伯斯先生说，“旺戈、哈伯他们的神经可是无与伦比的(1)——采用一下莎士比亚的表达方式。但是伊佩先生不是那种可以随便对待的人。我们很幸运能得到他的帮忙——哈，我想我听到他的声音了。”
　　一阵急促的上楼的脚步声确实宣告了这位博学的辩护律师的到来，他一阵风似的闯进来，还戴着假发穿着长袍，一脸的歉意。
　　“非常抱歉，莫伯斯先生。”伊佩先生说，“最后我们都变得没有精神了，很遗憾这么说。我真的尽力了，但是老道森装聋作哑，你知道，而且在行动时笨手笨脚的。——你好吗，温西？你看起来像刚从战场上回来。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反击谁吗？”
　　“比那个好多了。”莫伯斯先生说，“很抱歉，只是谋杀未遂。”
　　“好极了，好极了。”伊佩先生说。
　　“哈，但是我们不打算起诉他。”莫伯斯先生摇摇头，说。
　　“真的！哦，亲爱的温西，你可千万不要这么做。你知道律师靠此生活。你妹妹？我在里德斯戴尔没有那个荣幸遇到你，玛丽小姐，我相信你已经完全好了吧。”
　　“完全恢复了，谢谢。”玛丽强调。
　　“帕克先生——当然，你的大名如雷贯耳。温西没有你可没有办法做任何事，我知道。莫伯斯，这些绅士是不是带来了很多有价值的消息啊？我对这个案子有着极大的兴趣。”
　　“那也不要现在说。”律师回答。
　　“确实，不能现在就说。现在那妙极了的小羊肉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。原谅我嘴馋。”
　　“好的，好的，”莫伯斯先生愉快地说，“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亲爱的年轻人，恐怕我这老式的人拿不出适合你们年轻人喝的鸡尾酒。”
　　“太好了，”温西强调，“那会破坏味觉，有损消化。这可不是英国人的习惯——在这种老式小房间里这可是渎圣行为。它源自美国——应该颁布禁酒令。这是为了迎合那些不懂得如何饮酒的人。上帝保佑，哦，您已经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好的葡萄酒了，有它在场还要谈鸡尾酒，简直就是罪过。”
　　“是的，”莫伯斯先生说，“是的，这是一八七五年的拉斐葡萄酒，现在已经非常罕见了，非常罕见。我只向五十岁以上的人展示——但是您，温西勋爵，您的眼光不错，完全有这个荣幸享用这瓶有您的年龄两倍这么长历史的葡萄酒。”
　　“非常荣幸，先生。是我最喜欢的那种证明书。我可以看一下瓶子吗，先生？”
　　“当然，当然——我们自己来就行了，谢谢，辛普森。午饭之后，”莫伯斯继续说，“我会让你们看一些真正古怪的东西。我的一个当事人前些日子去世了，给我留下十二瓶一八四七年的波尔多红葡萄酒。”
　　“天啊！”彼得说，“一八四七年的，那肯定不能喝了吧，是不是，先生。”
　　“我非常希望不是这样，”莫伯斯先生回答，“但是事实上确实不能喝了。太可惜了。不过这样着名而古老的东西，不由得让人生出一股敬意。”
　　“有体验的人才会这么说，”彼得说，“您知道，就像去看女神莎拉(2)，声音不再，青春不再，风韵不再——但仍旧是经典。”
　　“哈，”莫伯斯先生说，“我记得她那些辉煌的日子。我们老年人都有精彩的记忆，这也是一种补偿。”
　　“太对了，先生，”彼得说，“您现在肯定积攒有足够多的记忆了。但是那位老先生为什么让这样的葡萄酒过期了呢？”
　　“费瑟斯通先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，”莫伯斯先生说，“可是——我不知道。他可能非常聪明，不过有一个吝啬鬼的名声。他从来不买一件新外套，从来没有休过假期，一直孤身一人没有结婚，终其一生居住在一间黑暗、狭窄的房间里，是一个无人委托诉讼的律师。但是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，就放在那里让它不断增值。这些波尔多是那个老人留下来的，老人死于一八六〇年，那时候我的当事人三十四岁，他——我的意思是儿子——九十六岁的时候死的。他说即使完成预期的目标，那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，所以他生活得像个隐士——什么都不做，但是他计划了所有他想做的事情。他有一本记录详细的笔记，包罗万象，一天接着一天，这些幻想的记录存在于他的笔记本中，但是他在现实中从来不敢尝试让它们真正实现。日记中描述了他与他梦想中的完美女人的幸福婚姻生活。每一个圣诞节和复活节，他都隆重地拿出一瓶一八四七年的波尔多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在朴素的晚餐之后，再庄重地撤走，完整未开。每一个圣诞节，他都诚挚地希望能够在死后获得幸福，可是，就像您看到的，他把一切幸福都拒之门外。他死后留下这句话：‘一生忠诚的人。’——终其一生，都没有做出任何尝试。一个非常奇特的人，非常奇特——远远缺乏现代年轻人的冒险精神。”
　　“多么奇怪和令人同情的人啊。”玛丽说。
　　“可能他曾经渴望得到某种得不到的东西。”帕克说。
　　“哦，这我们可不知道，”莫伯斯先生说，“人们常常说梦中女郎也不会总是一场梦，但是他永远不需要求婚。”
　　“哈，”伊佩先生活泼地说，“在法庭上看得越多，听得越多，我就越倾向于认为费瑟斯通这样做，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。”
　　“然后决定追随他的脚步——这么推崇他？呃，伊佩先生！”莫伯斯先生说着，吃吃笑了起来。
　　帕克先生瞥了一眼窗外，这时已经开始下雨了。
　　千真万确，这一八四七年的波尔多已经是死物了，只余下古老的风味和余韵萦绕四周。温西勋爵手持玻璃杯，悬在空中。
　　“这就好像感觉一种激情达到了顶点，已经转变为一种疲倦厌烦的情绪，”他说，神情忽然变得很严肃，“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勇敢地面对它的消失，然后放弃它。”他像是忽然下定了决心一般，把杯中剩余的酒倒到火焰上，嘲笑般的笑容又回到他的脸上，“‘我喜欢克莱夫的地方，就在于他不再活着——我有很多话要讲，讲的是关于死亡。’(3)多么短小精悍而意义深远的四句话啊！——不管怎样，关于这个案子，我们有很多事要告诉您，先生。”
　　在帕克的帮助下，他向面前的两位法律人士讲述了目前为止他们所有的发现，玛丽也老实地承认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
　　“事实上，你们看，”彼得说，“很可惜这位戈伊尔斯先生不是凶手，我们认为他作为一个午夜刺客倒是表现得很出彩，但事实就是这样了，我们也必须让他作为证人出庭。”
　　“哦，彼得先生，”莫伯斯先生慢慢地说，“先恭喜您和帕克先生做了这么多勤奋而有效的工作。”
　　“我想我们可以说取得了一点儿进展。”帕克说。
　　“但愿不是负面的就行了。”彼得加了一句。
　　“确实，”伊佩先生忽然唐突地带着难以置信的兴奋说，“确实是非常负面的，并且严重阻碍了辩护的进行，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做？”
　　“在我们向你提供了这么多观点之后，”彼得愤慨地喊，“你这样说简直太棒了。”
　　“我想说，”律师说道，“这些观点只是让人更加糊涂。”
　　“该死的，我们只是想查出真相。”
　　“是吗？”伊佩先生冷淡地说，“我不是这样想的。我不介意那一点点真相。我关注的是案件。只要我能证明凶手不是丹佛，我不关心是谁杀了卡斯卡特。只要我能提出合情合理的疑问，说明不是丹佛干的就足够了。一个当事人被委托给我，告诉我一场人人可以作证的争吵，有一支嫌疑很大的左轮手枪，拒绝为他的陈述提供证据，还有完全不充分的白痴般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。我可以利用神秘的脚印、时间上的出入、藏有秘密的年轻女人来迷惑法官的视线，然后再抛出入室行窃和情杀之类的模糊暗示，而这时你却出来解释那些脚印的存在，为那个不知名的人开脱，彻底消除其中的矛盾，点明年轻女人的动机，然后又小心地将怀疑再一次抛回第一个嫌疑人那里。你还期望什么呢？”
　　“我一直在说，”彼得咆哮，“这个职业律师是地球上最不道德的人，现在我更加确认。”
　　“哦，哦，”莫伯斯先生说，“这些都说明我们暂时还不能休息，你们必须再进一步调查，我亲爱的孩子们，去寻找更多有利的证据。如果不是戈伊尔斯先生杀了卡斯卡特，那么我们必须找出是谁干的。”
　　“不管怎样，”比格斯说，“有一件事是值得庆幸的——那就是上周四你因为生病没有出席大陪审团审判，玛丽小姐。”——玛丽小姐脸红了——“并且，指控方现在正在建构案件的枪声发生在早上三点钟。如果你能做到，请不要回答任何问题，我们会解决的。”
　　“但是那件事之后，陪审团会相信她说的任何话吗？”彼得不确定地问。
　　“如果他们不相信，那就更好了。她将是他们的证人。你会被激烈地质问，玛丽小姐，但是不用管它。游戏就是这么玩的。你就坚持你的说辞就行了，我们会为你完善。明白了？”伊佩先生伸出一根手指，威胁性地晃晃。
　　“我明白，”玛丽说，“不管他们责问我什么，我只要坚持说‘我说的都是事实’，就这样，对不对？”
　　“完全正确。”比格斯说，“另外，我猜，丹佛还是拒绝为他的行为作出解释，是吗？”
　　“确——实——是——的，”律师回答，“温西家族真是一个顽固的家族，”他加了一句，“恐怕就目前的状况来说，再继续追查这条线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。如果我们能从其他方面查明真相，并让公爵与它面对面，或许他会松口。”
　　“好吧，现在，”帕克说，“对我来说，我们还有三条线索要继续追查。第一，要从外部环境找到公爵不在现场的证据；第二，从新的方向寻找证据，调查谁是真正的凶手；第三，等待巴黎的警方给我们带来一些有关卡斯卡特过去的信息。”